一、前言 | 二、《嘉興藏》的編修倡議 | 三、刻藏緣起與發願文 |
四、刻藏資金的籌募 | 五、刊刻經過及人事更迭 | 六、《嘉興藏》正藏完成年代的商榷 |
七、校勘與板式 | 八、外版書 | 九、《嘉興藏》的特質 |
十、史料價值 | 十一、後記 | 附註 |
在所有中文大藏經中,《嘉興藏》正續編與《卍續藏》是包含清代以前的中國佛教著述最多的藏經。就史料學的角度來衡量,它們的最主要價值是獨家所收史料最為繁富,為其他任何大藏經所不及。依據筆者的統計,它們的獨家所收書的數量,大約如下所列 [01]:
(一)、《嘉興正續藏》:二八八部。
(二)、《卍續藏》:九八一部。
換句話說,《嘉興藏》擁有二八八部其他藏經所未收的獨特佛典,而《卍續藏》則擁有九八一部。這種獨家收書的龐大數量,確實是足以使研究者嘆為觀止的。
在這兩部大藏經中,《卍續藏》為現代日本佛學界所印行。後來者可以居上,自是比較不必訝異。倒是距今三百多年前所編修的《嘉興藏》,何以能收集這麼多其他藏經所無的佛典,這便成為引人矚目的問題。本文是由這一問題所引發,並對《嘉興藏》的編修過程、特性、及史料價值所作的初步探討。
《嘉興藏》的編修,是明末名僧紫柏大師達觀真可與其弟子密藏道開、幻余法本等人所共同倡始的文化偉業。關於這件事,到底是誰先倡議,誰來主持其事,誰來竟其功,其間過程是頗為曲折的。
日本.寬文九年(一六六九,清.康熙八年),日僧鐵眼道光為籌募刻藏(《黃檗藏》)經費而撰有〈刻大藏緣起疏文〉一文,文中即以為《嘉興藏》是紫柏所倡始,而由密藏道開與幻余法本等人負責其事的。其文云 [02] :
「嘗憶大明神廟年間,紫柏大師念大藏卷帙繁多,致遐方窮邑,有終不聞法名字者。故易梵本為方冊,以便流傳,普使見聞作金剛種子。遂倡緣於三吳之間,命道開、法本二神足董其役。而太宰五臺陸公、司成夢禎馮公、方伯彥先吳公等聞之大加讚美,各願歲捐俸祿以助,不數年間竟竣其事。迄今附舶而來者,即其本也。」
此文中,除了說明《嘉興藏》已經「附舶而來」傳入日本之外,並且以為《嘉興藏》的刊刻是紫柏發起,其徒道開(密藏)、法本(幻余)董理其事的。
一八八四年(日本.明治十八年),以活字排印、校勘謹嚴的《日本校訂縮刻大藏經》出版。在該藏經的「出版緣起」中 [03] ,對《嘉興藏》的刊刻經過,也有一段描述:
「萬曆年間,有密藏禪師者,發願刻方冊大藏。普募緇素,無不響應。紫柏憨山等碩德為之羽翼。陸光祖、馮開之等諸宰官,為之贊成。……爾來海內緇素得閱大藏,是密藏師之賜也。舶載於本邦頗多,鐵眼禪師所翻刻亦此本也。」
《縮刻藏》出版緣起的作者,顯然以為《嘉興藏》是由密藏道開發願倡始,而其師紫柏等人「為之羽翼」、襄贊而成。並對日本佛教界之得閱該藏,認為「是密藏師之賜」。
對於這兩種不同的說法,近人蔡運辰氏以為應以前者為據,而以為《縮刻藏》所說與事實稍有出入云云 [04] 。亦即《嘉興藏》是由紫柏發起,密藏等人助成的。
紫柏雖然是明末名重一時的傑出僧人,但密藏道開也非等閒之輩。所以密藏雖然是紫柏的弟子,且兼任侍者,但是在當時佛教界也望重一時,並不是尋常僅供侍奉茶水湯藥的執役弟子。依陸符所撰的〈紫柏傳略〉,曾載此師弟二人的關係:
「先是,有南昌諸生,出家補陀,曰密藏道開者,聞(紫柏)師風來歸。師深器重,留為侍者。凡法門大事,如:復楞嚴寺、刻大藏、復化城(寺),皆以屬之。」 [05]
由此可見密藏猶如紫柏之心腹股肱。此外,在密藏隱遁之後,其法孫輯有《密藏開禪師遺稿》行世。該書卷首諸序,對密藏的風範及其與紫柏的關係,也稍有描述。其中所收的金壇于元凱序云 [06] :
「先君遊於紫柏尊者之門,以密藏禪師為畏友。每言尊者門牆高峻,而師穎悟絕人,於書無所不讀,先得長生久視之道,自謂當世莫之與京。初見尊者,對坐,引古今,論性命。尊者不答,至三晝夜。尊者知其機鋒已盡,始語之曰:『吾以汝為奇男子,乃含沸矢噴人耶!』師大驚悟,伏地叩頭,流汗透體。從此追隨杖履,幾二十年。師立志刻書板大藏流傳於世,而尊者與馮太史輩已有同心……。」
密藏在見紫柏之前,已是南昌諸生,且先學長生久視之道,好學自負。在見紫柏之後,終被折服。雖然他隨即禮紫柏為師,且為其侍者,但是由於其學行俱優,因此二人之間,也可說是宗教道侶。此從紫柏在〈刻藏緣起〉文中,稱密藏為「密藏開公」亦可得佐證 [07] 。在《密藏開禪師遺稿》中,可以看到很多當時士林人物所撰的刻大藏願文,文中對密藏即相當推崇。由此可見,在當時的佛教文化界裡,密藏的地位是一個可以獨立荷擔大法的善知識,並不是一位僅僅仰仗紫柏威名、受其庇蔭的執役小僧。
關於《嘉興藏》的發心倡印,其實是密藏與紫柏不約而同的事業理想。密藏在見紫柏之前已經發願刻藏,及見紫柏之後,才發覺紫柏等人早已同有此心。一群人志同道合,乃相約促成其事。密藏之〈刻大藏願文〉曾詳載其中原委:
「道開既薙染,即知作佛子當報佛恩。蚤夜矢心,顧不知報佛恩事當何出。萬曆壬午,從補怛天台詣武林於紹興道中。忽見古寺殘碑,載勝國時會稽郡大藏板凡七副,因感泣思惟:『板刻之在一郡者且爾,其卷軸流通在天下者當何如哉!』迺我 明僅南北兩板,法道陵夷,莫此為甚。遂願畢此生身命,募刻方冊板,廣作流通。尋入檇李,得侍 達觀(紫柏)老師,兼晤馮開之居士輩。則老師暨諸居士業已先發是願,即共訂盟從事。遑遑三載,莫得其緒。丙戌春,走長安籌之傅金沙居士輩,反覆思究,審知善建事者必先植本,本植則枝幹卉葉自然叢成。乃定以善信十人,歲各捐貲為唱緣,又一人則各勸三人為助緣……。」 [08]
此中所謂「老師暨諸居士,業已先發是願。」指的當然是紫柏(達觀)與馮開之等人。然而,在這些人發願之前,已有人更早發覺到刻藏的重要。此即袁汾湖其人。紫柏之〈刻藏緣起〉云:
「嘉隆間,袁汾湖以大法垂秋,僧曹無遠慮,不思唐宋之世,大藏經板海內不下二十餘副。自元迄明,南都藏板印造者多已模糊不甚清白矣,且歲久腐朽。燕京板雖完壯,字畫清白顯朗,以在禁中印造,苟非奏請,不敢擅便。……不若易梵筴為方冊,則印造之者價不高而書不重。價不高則易印造,書不重則易廣布。……時法本禪人實聞此言,但本公自顧力弱,不能圖之,然此志耿耿在肝膈間,無須臾敢忘者也。」 [09]
此中所謂之「袁汾湖」,是較紫柏更早的刻藏倡議者。「法本」禪人指的是後來實際參與刻藏事業的幻余法本。而依法本的發願文,則知「袁汾湖」者,當即以撰《了凡四訓》聞名後世的袁了凡居士。幻余〈發願文〉云:
「萬曆癸酉,自金陵參雲谷和尚,歸錫武塘,遂構禪室於本所,受業蘭若中,朝夕禪誦。時項東源、袁了凡兩居士日過我,為法喜遊。……一日了凡居士與本矢言欲將梵典翻為方冊,俾家傳人誦。……奈何弘願雖發而實行不加。」 [10]
然而,依據上列這幾項史料,雖然大體可以肯定地推斷紫柏所謂的「袁汾湖」應即是袁了凡。而袁了凡之參與刻藏,也由於他曾撰一發願文而廣為後人所知。但是袁了凡名黃,字坤儀,又號學海。筆者迄未發現他又有「汾湖」字號的直接史料。因此,如果就此貿然作結,雖然大體應無誤斷之虞,但仍於心稍有未安。
關於這一小小的疑問,終於在《密藏開禪師遺稿》書中找到解答。該書卷首收有袁了凡的〈刻藏發願文〉,文中有:
「因與幻余私議……特以梵筴重大,流傳未廣。誠得易以書板,梓而行之,使處處流通,人人誦習。……癸未,達觀大師寄跡於汾湖之敝廬。余復與商榷,謂利益甚大。又,明季甲申,遇密藏師兄於嘉禾之楞嚴,相與籌畫,頗有次第。即命余草募緣文……。」 [11]
依文中「達觀(紫柏)大師寄跡於汾湖之敝廬」句,可知「汾湖」是袁了凡寓所的地名。紫柏稱之為「袁汾湖」,正合乎古人以地名稱呼他人的行文習慣,因此,「袁汾湖」之確為袁了凡,至此可謂無疑。
透過上面的分析,可知這一刻藏事業的建議,以及板式之改革為方冊,最早的倡議者就是袁了凡。袁了凡影響及於幻余,幻余與袁了凡又與紫柏商議,並得到紫柏的認同,加上原已發願刻藏而來皈投紫柏的密藏道開,因緣際會、鉤鎖連環,終於開創了近世佛教史上的一件文化大業。
釐清了這些史料的意義,對於刊刻《嘉興藏》的倡議原委,當可清楚地掌握。茲分三層,再加分析如次:
- 在上述諸人中,最早發願刻藏的是袁了凡。袁了凡雖得到幻余法本的贊同,但是並未立即去從事。倒是他與幻余又影響到紫柏。由於紫柏是一代名僧,登高一呼乃有多人追隨。到了密藏加入之後,此事遂正式展開。在這些人之中,紫柏的社會聲望最高,因此,雖然先後實際董理其事的是密藏、幻余等人,但是紫柏仍被某些人視為刻藏事業的代表人物。
- 在「訂盟從事」刻藏大業之後,最先董理其事的核心人物是密藏。如前所述,密藏是一位學行皆足以服眾的豪傑之士,因此,在他董理刻藏事宜的過程中,也常被認為是刻藏的主要代表人。
- 由於這兩人與《嘉興藏》的刊刻都密不可分,因此也有些史料將兩人名字並列,如曾鳳儀的〈刻大藏願文〉就明謂:「往在吳中,聞達觀(紫柏)、密藏兩大師欲刊大藏因緣。」 [12]
倡議刻藏與紫柏、密藏二人的關係大體如上所述。瞭解這些因緣再回顧前述《鐵眼藏》、《縮刻藏》所載及蔡運辰所撰的有關文字,當可以了然於其中之曲直所在。
此外,有一件與刻藏有關的技術性決定,必須附此一提。這就是袁了凡所主張的「改版本為方冊本」之一事。方冊本就是現代人所見的線裝書。這種書本形式的裝訂方式,與卷軸本、梵摺本大異。在大藏經裝訂方式上,這是一大革新。這一變革,是密藏曾經反對、而為紫柏所堅持的。紫柏〈刻藏緣起〉一文曾載其事:
「密藏開公問法於老漢,因而囑以刻藏之事。開公曰:『易梵筴為方冊則不尊重,無乃不可乎。』予破之曰:『金玉尊重,則不可以資生;米麥雖不如金玉之尊重,然可以養生。使梵筴雖尊重而不解其意,則尊之何益?使方冊雖不尊重,以價輕易造,流之必溥,千普萬普之中,豈無一二人解其義趣者乎?』……於是道開聞予言,泣涕俱下,跪而發誓曰:『謹奉和尚命。若有人舍三萬金刻此藏板者,道開願以頭目腦髓供養是人。』」 [13]
可見採行方冊本的裝訂方式,是紫柏的決定。這種裝訂方式本來是袁了凡的構想,但是,如果沒有紫柏的堅持,是很可能被主張梵筴本較尊貴的密藏所否決的。因此,這種變革,不能不歸功於紫柏其人。
《嘉興藏》在正式決定刊刻之後,有不少知名人士贊同其事,他們紛紛以行動或文章表示支持。這些人與倡議者合計,共有二十餘人。包含出家在家二眾,茲列名如次:
- 出家僧侶:紫柏、密藏、幻余、德清。
- 在家居士:陸光祖、馮夢禎、曾廣亨、傅光宅、瞿汝稷、唐文獻、曾鳳儀、徐琰、于玉立、吳惟明、袁了凡、王肯堂、王世貞、汪道昆、張壽明、樂晉、陳瓚、沈自邠、虞淳熙、管志道等人 [14] 。
在出家僧侶的四人之中,紫柏與德清二位,望重一時,也是後世所謂的「明末四大師」中的二位大師。而密藏與幻余則是紫柏的弟子,也是刻藏事業的先後二位主事者。
在家居士之中,陸光祖、馮夢禎、陳瓚、王世貞、瞿汝稷等人官居顯宦。傅光宅、徐琰、于玉立、袁黃(了凡)也都身為明朝官員。瞿汝稷、曾鳳儀、王肯堂三人更是當時知名的在家佛教研究者。瞿汝稷即禪宗要典《指月錄》的編者;曾鳳儀著有《楞嚴經宗通》、《楞伽經宗通》、《金剛經宗通》等書;而王肯堂也撰有《成唯識論證義》、《因明入正理論集解》等書,是明代罕見的唯識學者。此外,袁了凡更是以《了凡四訓》廣為後人所知的佛教徒。其他人中,從他們所撰的發願文、或刻藏緣起等文字,也可以看出大多曾任明朝官職,都具有一定的知識水準。因此,這些人對《嘉興藏》刊刻事業的發起或襄贊,其實也可視為明末一群知識分子為佛教文化事業所作的集體努力。
在這些人之中,紫柏是這次刻藏事業的精神領袖,密藏與幻余是刻藏事業的實際負責人,而德清則是紫柏的患難至交,也是支持刻藏事業的另一著名僧侶。而在家居士對刻藏事業的襄贊,主要是出錢與宣傳。但是,不論出家在家,他們所顯現的情操,則皆真摯而感人。這種情操,在他們所撰的〈刻藏發願文〉中清楚地顯現出來。
關於〈刻藏發願文〉的發起,密藏曾如此敘述:
「……遂願畢此生身命,募刻方冊板,廣作流通。……諸居士已先發是願,即共訂盟從事。……居士等因一一發心,且各疏其願,盟之諸佛。」 [15]
依這篇文章所載,最初,刻藏事業有十位襄贊者。他們每人都撰一篇〈刻藏發願文〉,並在佛像前結盟,請諸佛為盟約作證,誓願完成刻藏大業。從下列所摘錄的〈刻藏發願文〉片段中 [16] ,我們不難體會到他們那種發自內心的誠摯的文化使命感。
密藏(道開): 「(道)開藉十大士深心弘願,得畢竟是事,以報佛恩。即碎頭目髓腦作栴檀香,充遍法界,以供十大士猶為未盡。願與十大士共證之。」
唐文獻: 「文獻竊惟古之開士,或以半偈捨身、隻語析骨。文獻悲夫哉,乃敢遜於前茅!而令大教流通,法霖普被,所以上報四恩,下懺種種罪業,孰逾於此!遂欣然願豫斯盟,藉斯願力,或得早證菩提,不致沈淪永劫云爾。」
曾鳳儀: 「鳳儀稽首向佛而說願言曰:『……儻使大藏遍十方,十方應有發心者。(道)開今既已作是念,我等寧無贊嘆心。願輸生平俸所得,積日累年證斯果。更為廣約諸同好,隨所布施報佛恩。唯願諸神咸擁護,務俾佛法廣流傳。凡我同盟諸君子,生生世世為眷屬。三世諸佛作證盟,當知所願必成就。』」
徐琰: 「法兄密藏募刻大藏為書冊,揚法利生,莫過於此。遂發願捐歲俸,唱斯勝緣。此經成日,願盡大地眾生,見者聞者,一言半句,觸著磕著,頓徹圓明,直取無上菩提。惟此功德,琰藉之報佛恩、報國恩、銷罪業。又或朝市不久留,當如歲俸與大藏終始,願王不動。」
于玉立: 「(以)此功德,願我聖明,發菩提心,大揚慈化,亭毒蒼生。又願此經刻成,盡大地有情,見者聞者,豁開智眼,永息苦輪,徹證無生,等躋覺位。又願此經於佛法滅後,放大光明,照耀一切,願王不動,諸佛證盟。」
吳惟明: 「……以他務入燕都,會(密)藏兄盟諸大士,唱舉斯事,明遂願與盟。或自力或藉他力,願歲捐百金,與斯舉相終始。儻賴諸佛菩薩冥加,得溢于盟要之外,尤至願也。惟此願王,遍入塵剎,即劫窮一切法藏殞滅盡,而我輩此刻如金剛牟尼,不毀不變。於一切有情,摧諸邪見,照諸昏暗,滿足諸竛竮困苦,直到彌勒下生,遞續不乏。惟三世佛陀證知我願。」
袁了凡: 「南嶽思大禪師發願誓求神丹大藥,得長壽五通,修習禪定;次求六神通,具足一切法門,成無上道,度諸眾生,持令經教,永永不滅,修習苦行,具足佛道功德,面見彌勒佛。我今亦發願,先求神丹大藥,誓造全部藏經,書板普遍流通、永世不滅……。但願諸佛憐我,賢聖助我,即賜神丹,或逢仙草,證五通仙果,住五濁惡世,救度眾生……。所刻藏經,時將廢壞,即出修補,力持大法,永不息滅。又願……朝廷設科取士,皆由釋典;眾生從髫年受學,即聞佛誨。所刻藏經,人人樂檢,世世勤持。」
幻余: 「念茲劫末時,法海漸以涸。法本不自揣,願揚其波瀾,于未來世中,潤一切枯槁。螳螂竭股力,以拒轍康莊。自身及與命,咸所不顧惜。假使務日繁,勝入刀鎗林。我以法藏故,似飲甘露味。假使魔為賊,由茲加害我,我以法藏故,終不生退心。」
從這些發願文,可以發現在這些人的心目中,刊刻大藏經已經不是一件單純的出版事業了。它是一種近乎「存亡繼絕」的文化傳承使命,是為眾生、為法界而獻身的道義行為。這種事業,至少顯現出下列幾項特徵:
其一,具有強烈的宗教情操。此以密藏〈發願文〉中所謂「即碎頭目髓腦作栴檀香,充遍法界,以供十大士」之語最為顯著。此外,幻余文中的「自身及與命,咸所不顧惜」之語也是一例。凡此都充分顯示出為法捨身的宗教精神。
其二,態度慎重而莊嚴,甚至於可謂近乎神聖。所有願文都有「三世諸佛作證盟」之類的語句,顯示出這些具有佛教信仰的高級知識分子,對這件事的慎重態度。而他們特別為此事結盟,尤使人體會出他們心態的一絲不苟。這種心態,與亂世之中,英雄豪傑之結盟起義以拯群黎的心態,其實是相去不遠的。
其三,具有感人的文化情誼。這群人為了延續佛教文化,不惜出錢出力,而且在佛前結盟誓願。當時彼此情誼之深切,是可以想見的。密藏為了報答其他十位參與盟誓的友人,居然願意「碎頭目髓腦作栴檀香」以供養十位盟友;曾鳳儀則期盼「凡我同盟諸君子,生生世世為眷屬」,這種文化感情不祇罕見,而且感人。
《嘉興藏》的刊刻,由紫柏、密藏等人發起,是純粹的民營事業,與明代《南藏》、《北藏》兩種官版藏經之為政府出資印行者不同。因此,首先面臨的是經費問題。在紫柏的〈刻藏緣起〉文中,曾載密藏道開在紫柏面前的誓言:
「若有人出三萬金刻此藏板者,道開願以頭目腦髓供養是人。自今而後,藏板不完,開心不死。」 [17]
可見根據紫柏、密藏等人的初步估計,雕板費用大約是當時幣值三萬金。這一筆龐大的數目,除了各參與發願者的長年捐資之外,其他籌措方式就是對外募捐。而募捐之前的文宣工作,則請那些贊同此事的顯宦名流,撰寫各種宣傳文字,以呼籲當時百姓共襄盛舉。在《徑山志》卷五,收有這樣的文字十四篇。作者與篇名如次: [18]
募刻大藏疏文………………………………釋真可
募刻大藏文…………………………………釋道開
刻大藏緣起…………………………………馮夢禎
募刻大藏經序………………………………陸光祖
贈幻余、密藏二上人唱緣刻大藏序………陳 瓚
刻大藏緣起序………………………………王世貞
刻大藏經序…………………………………汪道昆
刻藏緣述……………………………………曾乾亨
募刻大藏唱導文……………………………瞿汝稷
密藏開禪師募刻大藏序……………………傅光宅
贈幻余、密藏二師唱緣刻大藏敘…………于玉立
開公募大藏序………………………………虞淳熙
刻大藏植因疏………………………………管志道
募刻大藏經序………………………………張壽朋
從這些文字的內容,可以看出當時關於籌款的募捐方式,有兩種不同的主張。一種是于玉立主張的「重點募捐式」,亦即找少數「吳中法侶」,傾巨資以力促其成就。「吳中」即江蘇省吳縣一帶,這一帶佛教界當是于玉立所熟悉的。他主張在這地區的佛教徒中,擇取若干可能傾資助成此事的法侶,相互結盟以集成刻藏的資金。
這種方式的特色是不必到處廣募,而只是集中火力找少數人斥資促成。如果能收到預期的效果,則可以速成其事,不致拖延。但是這一建議,卻遭到紫柏的否決。于玉立的〈贈幻余、密藏二師唱緣刻大藏敘〉云:
「念眾生苦惱,弗復可忍,而沾濡法潤,永息苦輪,得早一剎那為快。……遂願盟諸吳中法侶,為傾貲亟其成。間以請之吾達觀師,師咈然為嘆,謂:『是最勝佛事,爾何得以格量心當之!夫一毛之施、一飯之供,終不壞滅。……』則定策廣募。嗚乎!余(?)立主張速成,吾師主張廣募,是果同耶別耶?」 [19]
紫柏主張「廣募」,亦即由所有見者聞者多寡不拘地隨力捐贈。這是傳統佛教界之「功德讓大家做」的平等布施理念,而于玉立的「速成」主張則是講求效率,與預防「夜長夢多」的做法。「廣募」較符佛家之布施精神,「速成」則較合世間事業的經營原則。由於紫柏是刻藏事業的代表人物,也是于玉立的師父,因此,最後是他所主張的廣募方式付諸實行。紫柏(募刻大藏疏文)云:
「力微而滿願為艱,事勝而資檀須普。或十函五函,量緣而襄刻。或一部兩部,隨意而樂成。……或貴或賤,共成堅固之緣;無親無疏,咸作難遭之想。」 [20]
在這種原則之下,分頭赴四方勸募,乃為當務之急。陸光祖〈募刻大藏經序〉文中所謂:「 ……爰書於冊,屬禪上人〤〤、居士〤〤,分適四方募焉。 」 [21] 這段話,正是當時募款方式的寫照。
當時的紫柏,甚得皇太后信仰。因此,在刻藏之事為皇太后所知之後,皇太后曾經想用國庫中的公款來資助其事。但是紫柏並未接受。于元凱〈密藏禪師遺稿序〉:
「慈聖皇太后知有刻藏之舉,欲發帑金命刻。尊者(紫柏)謂宜令率土沾恩。師(密藏)願以一身任事,遂撰文廣募。」 [22]
紫柏沒有接受皇太后用帑金刻藏的理由,是「宜令率土沾恩」。這理由固然與前述否決于玉立「速成之議」的原因相同,但是,與當時朝廷有人反對用國庫金錢資助佛教事業的態度也不無關聯。在陸符所撰的〈紫柏傳略〉 [23] 中,即載有皇太后贈紫柏帑金,而「言者率以靡內帑金錢為師咎」的故事。該文所載之此事經緯,略如下引:
「慈聖聞師至,命近侍陳儒致齋供、賜紫伽黎。師受供、謝紫衣。適從石經山得隋時(靜)琬禪師所藏佛舍利,因請入供。太后出帑金送歸石窟,言者率以靡內帑金錢為師咎。一日,有中使奉上命,齎數千金請師印藏經,頒賜。師不奉詔,曰:『印經自有人』……。」
既然有被評為「浪費公帑」的疑處,那麼,即使皇帝送來的印藏款項,紫柏尚且不收,更何況是皇太后!
在帝制時代,出家人遊走宮廷,雖然是一種為凡夫所艷羨的榮寵,對佛法的宣揚也有風動草偃的助長作用,但是對當事人而言,同時也都帶有變化無常的危險性。只要一言觸怒皇上,隨時都有被流放、下獄的可能。從紫柏對帑金的拒絕一事看來,當亦有見於此。可嘆的是他最後仍被捲入遊走宮廷的變化漩渦中,在刻藏事業未成即死於「妖書」案內。此一遭遇,在紫柏本人也許可謂「求仁得仁」,但對他的弟子以及刻藏事業的護持者而言,不能不說是一件甚深的遺憾。
《嘉興藏》的刊刻過程是相當曲折、甚不順利的。一直到紫柏逝世為止,《嘉興藏》仍未完成。依紫柏知友憨山德清所撰的〈達觀大師塔銘〉所載,早期的刻藏過程如下所述:
「……命弟子密藏開公董其事。以萬曆己丑創刻於五台,屬弟子如奇綱維之。居四年,以冰雪苦寒,復移於徑山寂照庵。工既行,開公以病隱去。其事仍屬奇,協弟子幻余本公。本尋化,復請澹居鎧公終其役。始,司成具區馮公,意復化城為貯板所,未克。初,桐城用先吳公為儀曹郎,參師入室,從容及刻藏事,師遽曰:『君與此法有大因緣。』師化後,吳公出長浙藩,用馮司成初議,修復化城為徑山下院,藏貯經板,且蠲俸散刻藏數百卷。」 [24]
這裏所敘述的,其實只是刻藏過程的前一階段。依據這篇文字,可以歸納出這一階段的刻藏經過是這樣的:
最先是密藏道開主持其事,創刻地點是五台山(清涼山)。由於五台之「冰雪苦寒」,因此,在四年後移到浙江徑山的寂照庵。然而在徑山寂照庵開工不久,密藏道開即「以病隱去」,刻藏之事,續由如奇與幻余共同負責。
不久,幻余逝世,改由「澹居(法)鎧公終其役」。紫柏逝世後,其弟子吳用先又參與其事,修復化城寺,使成為「徑山下院」,並捐資續刻。依馮夢禎(即文中之「具區馮公」)〈議復化城緣引〉文中所載,徑山的缺點是「雲霧籠罩,十日而九。藏板其中,最易腐朽。」乃有移至化城寺之議。化城寺在徑山東麓,「地坦平,無雲霧,既便藏板而輸工力,事事皆宜。」 [25] 因此,藏經板木又遷移貯存於化城寺。在現存的《嘉興藏》本佛典中的刻印題記裏,也常看到「徑山古楳(梅)庵」的刻經地點。此一「古楳庵」是否即在化城寺內,待考。
其實,迄紫柏逝世為止,刻藏事距完成階段還為時尚遠,但是刻藏地點已經遷移兩次。人事方面,密藏道開驟然離去,繼任的幻余不久又逝世,乃有吳用先的贊助,以及澹居法鎧的繼續掌理。過程坎坷如此,真是令人為之興嘆。
人事的滄桑,場所的一再更換,已經使刻藏事業大為延滯了,沒想到經費的籌措也遠較原來的預期艱難。各種條件的不能順利配合,乃使此一眾所期盼的文化大事,進展猶如牛步。後來參與其事的佛教學者王肯堂,在所撰〈刻藏緣起〉文中嘗云:
「始,(密)藏公與余言:『宰官與緣者四十人,人百金以為主而其它輔之,不十年可完。』余亦踴躍翹企。無何,四十人者漸與旨迕,存歿半而登朝食祿者無一焉。……自戊子迄今十三年矣,而於全藏不能以半……。」 [26]
依密藏的預期,此事「不十年可完」,沒料到進行到第十三年仍然「全藏(正藏)不能以半」。事情的艱辛程度,確實遠非始料所能及。
此外,密藏道開原本是刻藏事業的靈魂人物,且曾發願「碎頭目髓腦作栴檀香」以供養那些刻藏事業的護持者(見前文所引發願文)。沒想到刻藏事業才開始不久,他就驟然離去。
關於這件事,憨山在所撰〈塔銘〉一文中,說密藏「以病隱去」,這當是憨山刻意為密藏隱諱所作的陳述。事實上,密藏的忽然消失,是另有隱情的。
錢謙益的〈密藏禪師遺稿序〉是這樣描述的:
「(密)藏師英偉雄駿,千仞璧立,為紫柏尊者上首。法筵海眾,所至雲涌。定中知本師(紫柏)將有王難,刺血上書,一夕隱去。」 [27]
此外,于元凱為同書所撰的序文,也有下列記載:
「(紫柏)尊者再入京師……。師(密藏)知必及於禍,遂刺血上書,遁去。」 [28]
這兩段話都明顯地指出,密藏已預見紫柏即將遭禍,因此,不惜刺血上書,並驟然隱遁以勸諫紫柏。因此,憨山所謂的「以病隱去」並非實情。
關於這件事的經緯,陸符在其所撰的〈紫柏尊者傳略〉文中有比較詳細的交代:
「師(紫柏)因喟然曰:『憨山不歸,我出世一大負。礦稅不止,我救世一大負。傳燈未續,我慧命一大負。釋此三負,當不復遊王舍城矣。』門弟子皆知都下側目師,相繼奉書勸出。開侍者(密藏)刺血具書,隱去。」 [29]
此段文中所提到的「三大負」,其一是指紫柏知交憨山因案被遣戍雷陽,尚未救出。其二是當時朝廷徵收不合理的礦稅,迄未廢除。其三是他想寫的《續傳燈錄》,尚未寫成。這三大願望,正是紫柏赴首都北京奔走的主要原因。
在紫柏奔走於北京之時,當時的朝廷已顯現出對紫柏不利的政治氣氛。陸符〈傳略〉文中所謂的「門弟子皆知都下側目師,相繼奉書勸出」,以及前引錢謙益、于元凱二序所謂的「(密藏)知本師將有王難」、「師(密藏)知(紫柏)必及於禍」等語,都顯示出紫柏的弟子們也已憂心忡忡地相繼勸諫。可惜紫柏本人執意甚堅。因此,即使密藏「刺血上書」,且以驟然隱遁來力諫,都沒有使他回心轉意。而最後,也不出大家所料地被捕入獄,並死於獄中。
從很多跡象看來,刻藏一事雖然是當時佛教文化界的大事,但是,在紫柏心目中,那件事並不是他所最堅持的。關於這一點,可以從下列史料看出端倪。
其一,紫柏晚年的三大願望,也就是前引文中所指「三大負」的實際目標,是拯救憨山,請求朝廷取消礦稅,以及撰寫《續傳燈錄》。這三大願望之中,並沒有包含刻藏一事。在紫柏心目中,編修一部大藏經的迫切性,並不如寫一部《續傳燈錄》。我們可以推知紫柏對《續傳燈錄》的撰寫,當有其個人的特殊感受。但是,從此也可以窺見刻藏一事在他心中的份量並不是最重的。
其二,紫柏曾告訴密藏:「潭柘(寺)塔院法門為重,刻經次之。刻經但隨緣,法門不可壞。」 [30] 可見紫柏以為刻藏一事是枝葉,寺院的維持才是根本。
其三,紫柏臨終時所手書的遺書云:「手字致江南諸法屬等,各各(?)自宜堅持信心。老朽休矣,不得載(?)見,特此為別。……護持三寶。楞嚴、徑山刻藏事可行則行,不可則止。」 [31]
這三點顯示出紫柏並未將刻藏一事視為「必欲完成而後已」的歷史使命。這種心態,對密藏多少當會有所波及。加上密藏本人,對當時的朝政甚為失望,本師紫柏又身處危局而不聽勸諫、不願離開北京。時局的敗壞,本師生命的危殆,在在都已可能動搖他對刻藏事業的本願。更何況這時的紫柏,對刻藏一事也抱持著「可行則行,不可則止」的消極心理!因此,密藏刻藏態度之逐漸趨於消極悲觀,也就不足為奇了。在這段期間,他曾有一封〈上本師和尚〉的信給紫柏,信中曾說:「至於刻藏公案,……成敗利鈍,悉付因緣,豈能逆睹。」 [32] 這種語氣顯示出他確已不如創刻初期之意氣風發。瞭解這些原委,對密藏的驟然離去,當較不至於全然無法索解。
密藏驟然離開之後,他的一位張姓俗家弟子即在其師公紫柏之前落髮為僧。法號興勤,字念雲。此人原為密藏刻藏業務的一位助手,在出家前即禮密藏為師。「興勤」二字也是密藏給他的皈依法號。在密藏隱去之時,他曾跋山涉水,尋覓密藏達三年之久,然而終究無功而返。沈珣〈明吳江接待寺監寺前徑山寂照庵司藏念雲勤公塔銘並序〉:
「(道)開師隱遁,公於(紫柏)大師前落䰂,禮別尋師(密藏)。繩橋鳥道,無險不經。終南、峨嵋、匡廬、衡嶽,無幽不歷。迄不得師消息。蓋行逾萬里,期越三年,而始返就大師於潭柘(寺)。俾充都管,裨益為多。」 [33]
興勤後來曾出任吳江接待寺住持。在這以前,當密藏離去之後,他也是與前文所引之幻余、澹居等人同屬籌劃刻藏業務的重要人員。前引〈塔銘〉云:
「既以北地苦寒,遷五台經板於雙徑,立為定法:(徑)山之寂照(庵)主收藏,(嘉)禾之楞嚴(寺)主流行,推(興勤)公領其事,余友周子介氏與共為經紀,事事咸理。」
關於興勤其人對刻藏事業的貢獻及行持,當時及後世對他的評價都相當不錯。紫柏的五世法嗣解印對興勤也頗為讚美。他在所撰〈密藏禪師遺稿後跋〉文中,曾如此描述:
「密(藏)祖有徒焉,乃念雲(興勤)翁也。念翁纘祖父之志,續刻未刻之經,司掌經坊,吳江開建禪林,接待往來雲水,二時茶飯精嚴,天下禪流稱頌,此真誠實行菩薩人也。」 [34]
興勤接任之後,又從北方請一位曾襄贊刻藏業務的繆希雍南下徑山寂照庵,專理刻場諸務,並對刻藏帳目作一釐清,重新制訂募款之登帳方式,積極地賡續密藏的未完大業 [35] 。
興勤於崇禎元年戊辰(一六二八)十月逝世。其弟子為香菴(隆徑),香菴有徒明一,這兩位傳人,對刻藏事業都沒有作較可稱述的推展。一直到明一的弟子按指(契穎)時,才又重興刻藏遺業。在目前坊間可見的《嘉興藏》佛典中,就有若干種(如《護法論》、《現在賢劫千佛名經》等),載有「契穎」參加校對的題記,可以看出他實際參與刻藏事業的蛛絲馬跡。同時,按指也曾四處收輯早期之刻藏願文及密藏遺稿,並付梓流通。如果沒有他對這些原始史料的收輯與印行,後代人對《嘉興藏》的刊刻經過,是很難如實理解的。關於他在刻藏方面的願力,前引解印所撰的〈密藏禪師遺稿後跋〉云:
「明(一)兄有徒焉,今吾按指(契)穎姪是也。維其傑出緇倫,注心道法。慨祖宗之公案未完,收輯密(藏)祖遺言廣布,擔願了完全藏。不謂第六世而有斯人,願來繩繩而無盡。」 [36]
解印在撰此文之時,清兵已經入關,時當順治十六年己亥(一六五九)。一直到這時,《嘉興藏》仍未刻完 [37] 。距離密藏道開撰發願文那一年(萬曆十五年丁亥,一五八七),前後已歷時七十三年。
在這七十三年間,實際主持刻藏業務的人,有密藏(道開)、幻余(法本)、澹居(法鎧)、念雲(興勤)、按指(契穎)、徹微(印開)、以及掌理發行業務的白法(性琮)其人。
有關徹微印開的事蹟,筆者仍未找到具體的記載。但在入清以後的《嘉興藏》本佛典卷末,常有署名「徑山比丘徹微印開識」的題記,可以推知他當亦是徑山刻藏處的負責人之一。至於白法性琮的資料,則仍可覓得。在蕅益的《靈峰宗論》中,蕅益在書中曾稱讚他對流通《嘉興藏》頗有功勞。該書卷八之二〈白法老尊宿八秩壽序〉云:
「密(藏)師既隱,(紫柏)大師復寂。佛殿經坊,漸至冷落。至壬戌冬,(嘉)禾城眾護法,敦請白(法)翁主禪堂事……,流通大藏,永成規劃。…紫柏以流通大藏為急務……,(白法)翁繼其任而擴充永遠之。……何異十六大阿羅漢承佛敕命,擁護流通三寶法寶者哉!」 [38]
文中的「壬戌」年,應是明熹宗天啟二年(一六二一)。白法的另一法號為性琮。《嘉興藏》所收《摩訶止觀》卷末收有白法的題記,文末載有「崇禎甲申冬楞嚴寺般若堂白法老人性琮識」的語句(崇禎甲申,亦即順治元年,時當西元一六四四年)。此外,《嘉興藏》續藏所收《金剛經如是解》卷末,也載有白法的跋語,自述其流通大藏的事略:
「萬曆間,紫柏尊者以藏冊梵本繁重,難以流通。更於檇李楞嚴禪剎創置側理輕編,……琮謬膺眾推,不揣棉力,擔荷此重寄者三十餘載於茲矣。……主般若堂八十三歲老僧性琮和南謹識。」 [39]
《金剛經如是解》卷首有道一居士序,撰於順治十四年(丁酉,一六五七)。文中謂此時白法已主持楞嚴寺的大藏流通業務「三十餘載」,恰與天啟二年初掌其事之年代相符。
前文曾提及的按指(契穎),對於刻藏事業的參與,與白法在楞嚴寺般若堂流通大藏的時間,大體是同時的。楞嚴寺般若堂在《嘉興藏》一役中所擔任的職司是經典的裝訂與出售流通。而刻藏一事除了早期的五台山妙德庵之外,主要都在徑山的寂照庵與按指參與時之古梅庵。因此,按指與白法二人可能是當時一主刊刻、一主裝訂與發行的兩位負責人。《嘉興藏》中,刊行於順治十六年的《未來星宿劫千佛名經》的卷末題記,也有按指(契穎)參與校對工作的記載,這也可作按指主持刻藏事宜的一項旁證。
此外,在順治四年(丁亥,一六四七)楞嚴寺所印行的〈楞嚴經坊重訂畫一緣起〉文中,曾有白法等人,對於藏經價格重新釐訂的記載。該文云:
「……經板貯雙徑寂炤(照)菴刷印,而裝訂、出請,俱在楞嚴。……用是我輩檀護,商於白法老人,議重酌訂畫一。炤(照)時值出請,對龍天而更定,矢不敢毫末妄增。」 [40]
該文是楞嚴經坊佛書售價的漲價公告,文中明謂印刷在雙徑(徑山),而裝訂與出售在楞嚴寺。而且,關於所售經典之漲價一事,決定權即為白法。可見他確是《嘉興藏》在楞嚴寺的銷售負責人,而不是徑山刻藏處的主事者。不過,從蕅益對白法的推重,可以推知在當時佛教界的地位,白法當較按指為高。因此,當時《嘉興藏》之刻印與發行的對外總代表,可能是白法而不是按指。
依前一節所引資料可知,在清.順治十六年(一六五九)時,《嘉興藏》的正藏仍未完成。前文所引《密藏開禪師遺稿》一書的于元凱序文,也有「今(密藏)師之五世法孫按指上人,欲竟師刻藏之志」的語句。可見在按指主持刻藏業務之時(也就是順治十六年前後),正藏之尚未完成是這些人所共見的事實。
奇怪的是,依據另一則史料所載,正藏的完成年代卻可以提前到一六四五年,亦即明.福王即位那一年。此一史料出自《紫竹林顓愚(觀衡)和尚語錄》,該書卷七收有一篇明僧觀衡顓愚所撰的〈刻方冊藏經目錄序〉。該序指出,當時一位貴州僧人利根(繼慶)曾經發願賡續紫柏的刻藏事業,並且實際從事,以半年時間完成此一未竟之偉業。其文云:
「自紫柏老人去後,四方刻資,歸聚亦微。因就施者之方,任力刻之。於是四方有道力者,隨討未刻名目,同式就梓。自癸卯歲(一六○三)至壬午歲(一六四二)將四十年,梓未虛日,其事猶未竟。已刻者不及歸山,未刻者懈不速完。突有利根上座,乃貴竹赤水(今貴州赤水縣)人也。……矯首嘆曰:『……紫柏老人未盡之願,乃吾未盡之願。』……堅誓曰:『此身不竟此事,願此身碎為微塵耳。』……先之雲間(江蘇松江縣),商之徐李黃諸大檀越,欣然就事。已刻者十之八九,未刻者十之一二耳。不期半載可完。利上座欣聞新主登元(一六四五),大興善事。上疏請旨,催四方已刻之板,同歸徑山。復請御製序,以光方冊藏經之首。……是紫柏老人所有當盡未盡之謀,而利上座一一能盡之。」 [41]
近人陳援庵先生認為顓愚觀衡這篇文章,是《嘉興藏》第一次完成全藏時的序文。他說:
「此方冊藏經第一次完成序也。……第一次完成者,為正藏及續藏之一部。利根之後,復有又續藏之刻,直至康熙中年止。……序為今本《嘉興藏目錄》所未載。利根事,〈刻藏緣起〉亦未提,故知之者鮮。序中所謂『新主』,弘光也。」 [42]
陳先生早在五十年前就能應用這部僅收在《嘉興續藏》中的罕見佛典,並找到與編修《嘉興藏》有關的史料,這種搜尋史料的功夫,令人讚嘆。筆者在一九九○年八月所撰的〈略論嘉興大藏經的特色及其史料價值〉(《普門》一三一期)文中,也採信陳先生的推斷,以為《嘉興藏》的正藏為利根所完成。但是,最近在仔細推敲之下,總覺得於意未安。我的理由有下列幾點:
甲、如果在一六四五年左右,《嘉興藏》已經刻完正藏,依古人修藏的習慣,可謂全藏已經完成。為什麼在十四年後(一六五九),解印在〈密藏禪師遺稿後跋〉文中,還稱讚密藏的後代法嗣按指(契穎)為:「慨祖宗之公案未完……,擔願了完全藏」?
乙、《嘉興府志》〈楞嚴講寺〉條曾有這樣的記載:「復敕刻大藏方冊,臣庶協力付梓。至國朝康熙六年告竣。板藏徑山化城、寂照二寺,流通於楞嚴講寺。」 [43] 這一說法,也與利根完成於一六四五年左右的記載不同,而與「一六五九年仍未完成」的記載相符。即使其所載年代不能視為最後定論,至少可反映《嘉興府志》的編者,掌握有某一「康熙時才完成全藏」的史料。
丙、依目前在台灣可以看到的《嘉興藏》正藏部份的佛典,有數十部書的卷末刊刻題記,都載明是刊刻於康熙年間。茲舉數例如下:
△《法華文句記》 :康熙四年九月刻。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 :康熙五年七月刻。
△《諸法無諍三昧法門》 :康熙六年三月刻。
△《金光明經玄義》 :康熙二年三月刻。
△《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康熙十五年刻。
上列這些書都是《嘉興藏》正藏中的佛書,但是都刊刻在康熙年間。其中最遲的《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刻成於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而前引陳援庵文,則謂貴州僧人利根完成全藏於一六四五年頃,明顯地有三十年左右的差距。因此,除非《嘉興藏》另有一種與台灣影印本不同的板本,否則利根完成全藏的說法是無法令人相信的。
關於利根(繼慶)與方冊藏經的關係,在現存《嘉興藏》所收佛典中可以找到若干記載。該藏所收宗密的《盂蘭盆經疏》卷末題記,即載有「崇禎甲申(十七年)孟夏、松江弘法會貴州赤水釋(利根)繼慶較識」諸語,以及信士李凌雲、徐爾鉉的迴向文。此外,該書也載有利根跋語:
「(利根)繼慶與徐序東孝廉結弘法會,集諸宰官居士續梓方冊三百卷。目中適此疏未鐫,李太僕捐資鏤板。……貴州赤水沙門繼慶跋。」 [44]
這段跋語與前引顓愚觀衡文所述內容恰好相符。顓愚文中謂利根「先之雲間,商之徐李黃諸大檀越」,其所謂「雲間」即江蘇省松江縣。依《盂蘭盆經疏》卷末跋語與題記可知,利根在該縣組織「松江弘法會」,並與太僕寺卿李凌雲、以及已故太僕寺丞徐亹庵的家屬等人共同從事方冊佛典的續梓工作。因此,利根發願賡續紫柏的刻藏大業一事,應是可信的。問題是,在他行將從事之時,正是明室將亡,清朝即將統一中國的時候。弘光帝即位不數月即被清兵俘走。時當天下大亂之際,像刻藏這樣的文化事業,隨時夭折是極為可能的。在前引顓愚觀衡的序文中,像「不期半載可完。……上疏請旨,催四方已刻之板,同歸徑山。」這類語句,都顯示出事情正在做,但卻還未有結果。可見顓愚所撰的序文當係在認為「事情即將完成」的心態下撰寫的,並不是在「事情確已完成」之後所寫的文章。
台灣影印本的《嘉興藏》,只是選輯本,並非全藏。但即使從這一選輯本的正藏部份(共計一六一部佛書)去核對,也有五十餘部是在順治、康熙年間(利根發願以後)所刻成的。可見利根的刻藏事業,其實是沒有完成的。
依據上面的陳述可知,除非有其他史料可以為上列諸項疑點逐一說明,否則《嘉興藏》全藏成書於康熙十五年之前,應該是不可能的。日本學者長谷部幽蹊在其〈明代以降における藏經の開雕〉(《明代以來藏經的開雕》)文中,根據陳援庵的說法而進一步推測《嘉興藏》至遲當在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完成 [45] 。我以為這一推斷仍不能解除上述疑團,無法置信。
此外,陳援庵先生在其《明季滇黔佛教考》書中,又引《雞足山志》所載〈悉檀寺〉條,謂崇禎十四年(一六四一)僧人道源往朝普陀山,又攜回嘉興府藏經一部,貯奉悉檀寺大殿中云云 [46] 。
此事之疑點,仍與前述相同。如果當時全藏確未刻完,那麼比較合理的解釋是,道源請回的是當時《嘉興藏》所已印出的部份,而不是完整的一套藏經。
這一推測可以從下列史料增加若干信心。《嘉興藏》所收《華嚴經海印道場十重行願常遍禮懺儀》一書,卷末有跋文云:
「……四川左布政雲南麗陽佛弟子木增……等各捐淨捧(俸?),延僧命役,敬奉 大方廣佛華嚴經三昧懺儀一部,共四十二卷六十一冊。……篤素居士毛鳳苞汲古閣中,鳩良工雕造。起於崇禎庚辰孟夏,終於辛巳暮春,凡一載功成。今置此版於浙江嘉興府楞嚴寺藏經閣。……齎經僧係雞足山悉檀禪寺比丘道源玄契等。」 [47]
這段引文中的「庚辰」是崇禎十三年。「辛巳」是崇禛十四年。前引的《雞足山志》敘述道源在辛巳年又請回「嘉興府藏經一部」 [48] ,年代即為崇禎十四年。因此,道源請回的「嘉興府藏經一部」很可能是指嘉興府所印藏經中之一部佛典。在文意上,這樣解釋是可通的。《華嚴經三昧懺儀》正是嘉興府藏經中的一種,全書共計六十一冊,部帙不小,而且此經又是雲南土官木增家族所捐資刻印的,因此,將該經請回雲南雞足山木增所建的悉檀寺貯藏,自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雞足山志》將這件事記入該書之中,也是不足為奇的。
當然,道源千里取經回雲南,除了這一部木增捐資刻印的佛典之外,同時再將嘉興府楞嚴寺所印的其他佛典一齊取回的可能性也很大。因此,「請回嘉興府藏經一部」,也可以解釋為「將嘉興楞嚴寺已印妥的所有佛典各攜回一套」。但是,無論如何,所請回雲南的都不是完整的一套《嘉興藏》,這是可以斷言的。
此外,相傳明末清初的高僧隱元隆琦,在順治十一年(一六五四)東渡日本時,曾攜《嘉興藏》一套。稍後,日本所完成的《鐵眼藏》即根據該藏覆刻。依據筆者的推斷,隱元所攜往日本的,當只是其時嘉興寺版已印妥的部份而已。如果所攜確係全藏,則必夾雜有其他版本。筆者所持的理由,與論述雲南雞足山悉檀寺之事例相同,茲不贅述。
綜合上列史料,《嘉興藏》正藏的完成年代,共有下列四種說法:
(一)、明.福王弘光元年(一六四五) :陳援庵主張此說。
(二)、清.康熙六年(一六六七) :《嘉興府志》所載。
(三)、至遲在明.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完成:長谷部幽蹊主張此說。
(四)、明.崇禎十四年(一六四一) :《雞足山志》。
這四種說法之不符史實,已如前述。此外,在筆者完成拙文初稿之後,又再度發現有下列三種說法,茲補述如次:
- 明.萬曆末年(一六一九年左右)正藏完成:
蔡運辰《中華大藏經》(台灣版)首編(總目)第二輯〈嘉興正續藏,編目說明〉文中所載。 - 清.康熙六年,正、續藏基本完成。以後復補刻缺本,於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完工。康熙十六年編刻《方冊正續劃一目錄》。康熙十六年以後,又續刻《又續藏》。
(呂澂〈明刻徑山方冊本藏經〉,收在《呂澂佛學論著選集》第三冊,一九九一年齊魯書社版。) - 清.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正藏完成:
《中華藝林叢論》史學類(二)〈記中國佛藏〉一文(不詳作者).一九七六年台灣.文馨版(七八二頁)。
這三種說法之中,第一種是蔡運辰的「萬曆末年說」,此說距離史實太遠,不值一辯。其次是呂澂的主張,呂先生以為正續藏在康熙十五年完工,而在康熙十六年後又續刻《又續藏》。此說亦有商榷餘地。若謂正藏完成於這一年,或較近是。但是續藏部份,在康熙十五年以後印出的書也為數不少。下列各書(皆收在新文豐版第三十冊)即皆其例:
(一)、《梵網初津》:康熙三十八年。
(二)、《沙彌律儀要略述義》:康熙四十七年。
(三)、《毗尼止持會集》:康熙五十一年。
此外,新文豐版第二十三冊,還收有《牧牛圖頌》,是遲至乾隆四十九年才出書的。這本書是戒臺寺的重刊本,並非《嘉興藏》原刻經處所刊。但是《嘉興藏》本來就是一套彙雜各地刊板的百衲本大藏經(參見拙文第八、九節),不祇是續藏部份,即使是正藏所收,也雜有外版書。因此,戒臺寺刊本自亦可併入《嘉興藏》之列。由此可見,呂先生主張康熙十五年正續藏已全完成,這一說法與史實並不相符。
至於第三種說法,認為正藏完成於康熙十六年,筆者以為是最可信的。《中華藝林叢論》一書所收之〈記中國佛藏〉一文曾謂:「重慶華嚴寺所藏的《嘉興藏》目錄,刻於康熙十七年。」如果正藏在十六年完成,則於十七年印行目錄,衡情度理,最為可信。筆者在正藏中所找到的刻經題記,至遲為康熙十五年,雖然筆者所查核的是台灣的選輯本,並非全藏。但所核數量為數不少,而且這一年代與十六年甚為接近。因此,如果配合其他種種條件來衡量,則康熙十六年完成正藏之說,應該可以視為定案。
至於續藏,由於並未在《嘉興藏》的刊刻預訂計劃之中,因此所收書的內容及數量,並無嚴格的計劃,只能視之為嘉興楞嚴寺這一佛書流通處所售《嘉興正藏》以外佛書的總稱。因此,其完成年代,是很難斷定的。如果以現存的嘉興楞嚴寺藏板佛書來看,乾隆四十九年當為最後一部書。但是,如果該寺在乾隆四十九年以後仍然續印佛書,那麼,將來很可能又有新的「又續藏」佛典出現。有關《嘉興藏》內容的這一古怪特質,筆者在下文(第八、九節)中,皆有敘述,茲暫不贅。
《嘉興藏》在籌劃之初,密藏也曾訂有「校訛書法」。這一校勘方式的內容,如下所列 [49] :
其一、北南舊三藏校對之時,一章一句,一字一畫,及提頭行款,但有差殊,無論彼此是非,一概標出北藏之上,並註草本。
其二、北藏是,南、舊非,則捨南、舊而從北。假如《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波」北作「波」,南作「坡」或舊作「沒」,但從「波」而已。卷末校訛款下則不必書。
其三、南、舊藏是,北藏非,則從南、舊改正。假如「觀自在菩薩」:「自」南、舊俱作「自」,北作「目」,竟改從「自」。卷末校訛款下宜書:幾葉幾行,「自」誤作「目」,從南改正。
其四、三藏文雖同而義俱錯,則出己意於校訛款下。假如「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深」三藏俱作「探」,據文通義當作「深」。則卷末校訛款下宜書:幾葉幾行「探」當作深。有少疑未決,則書:幾葉幾行「探」疑當作「深」。其文義竟莫可曉,則書:幾葉幾行「探」疑有誤。
其五、三藏文異而義俱錯,則互存,而更出己意於校訛款下。假如「照見五蘊皆空」:「五」北作「互」,南作「王」,或舊作「丑」,據文通義當作「五」。則卷末校訛款下宜書:幾葉幾行「互」南作「王」,舊作「丑」,疑當作「五」。或文義莫可參擬,則書:幾葉幾行「互」南作「王」,舊作「丑」,疑有誤。
其六、三藏文雖異而義俱通,則互存之。假如「度一切苦厄」:「一切」北作「一切」,南、舊作「無量」,文義俱通。則卷末校訛款下宜書:幾葉幾行「一切」南、舊作「無量」。或南作「無量」、舊作「諸」,則書:幾葉幾行「一切」南作「無量」,舊作「諸」。
密藏所訂的這一份校勘方法,是當時實際從事校勘工作者的方法根據。從這一份資料,可以看出密藏對校勘工作的重要性,已有認識,並且在刻經時確曾正式制訂方法去實施。
依此文所列,當時校勘的依據是《南藏》、《北藏》、與「舊藏」。其中,南北二藏是明代洪武、永樂二帝所先後刊刻的官修大藏經。至於「舊藏」,指的是宋本大藏經。密藏〈募刻大藏文〉嘗謂:
「嘗以宋刻,校茲(南、北)二藏,魯魚之訛互有,潦鶴之舛遞彰。……更梓之謀,逮於今為急。請以三藏並校,參之英賢,正其訛謬。仍易梵帙以從方冊。……。」 [50]
此外,參與密藏刻藏大業的管志道,在所撰〈刻大藏植因疏〉文中,也謂「茲舉也,經翻一大藏,藏通南北宋三刻。」 [51]
可見當時密藏所用的「舊藏」,係指某一部宋代刊刻的藏經。以一民間團體而言,能有宋代與明代的三部藏經為校刻依據,基本工具已具雛形,在當時可謂已頗不易。
在版面形式方面,今存的《嘉興藏》本,包含有本版與外版兩種。本板指的是原發起單位所刻而由嘉興楞嚴寺所發行的佛書。外板書則是在其他地方刊刻,而後由楞嚴寺收藏經板,並負責覆印流通的佛書。本版書先後刊刻於五台山與徑山等處。因此,卷末題記都會注明刻經處(清涼山妙德庵、或徑山寂照庵、或徑山古楳庵),或流通處(楞嚴寺般若堂。有時略稱般若堂,或楞嚴寺經坊)。
本版書的版面,每頁十行,每行十字。字體之上下縱線的線條甚粗,左右橫線較細,粗細之比例頗為顯著。正藏在每頁夾縫之中段,標有書名、卷數、頁次;下方標有千字文函號。有些書的書口(版心),標有「經」、「懺」、「支那撰述」等分類字眼。但標出者為數不多,大部份書都未注明。此外,正藏的千字文函號也有未標出的,如《天台四教儀集註》(新文豐本,編號一三三)。可見全藏的版面並不完全一致。至於續藏部份,書口多僅標書名及頁次,分類字眼甚為罕見。千字文函號則僅《華嚴經疏鈔》(含《懸談》、《別行疏》)標出,其餘各書皆缺。
此外,《嘉興藏》的本版書每卷卷末大體都附有「校訛」和「音釋」二欄。如果該卷無訛可校,則僅設「音釋」欄,以注釋某些難讀字彙的讀音,並附有字義略釋。因此,這一欄與古代「音義」書相同。如果沒有難讀字彙,則「音釋」欄亦可能從缺。在「音釋」欄後,附有字體較小的刻經題記,載明出資者、書名、字數、金額、迴向文、校對者、書寫者、刻工、年月、及刻經處。各書所附的題記內容詳略不等。有些僅載出資者的姓名及金額,有些則詳載出資者姓名與迴向功德文。大體而言,凡是明亡以前所刻的書,題記內容比較周詳、一致。入清以後所刻書,題記內容則較簡略。茲舉例如下:
(甲)、《宗門統要續集》卷三末附載 [52] :
△校訛:第二十紙五行:「押」,《南藏》作「扣」。
△音釋:「諲」,音「因」。「踟躇」,「踟」,直知切;「躇」,直朱切。「踟躇」,行不進也。……。
△題記:刑部郎中金壇于玉立施貲刻此《宗門統要續集》第三卷。計字一萬二千三百九十箇。該銀六兩四錢四分。平湖釋在照對,長洲徐普書,上元陶夢信刻。萬曆丁未春三月,徑山寂照庵識。
(乙)、《止觀輔行傳弘決》卷十之一附載 [53] :
△「校訛」欄缺。
△音釋:「研」,倪堅切。窮究也。……。
△題記: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止觀輔行》卷三十九,計字八千一百三十八,該銀三兩六錢零六分三,楚襄釋維棟對。崇禛己卯仲冬般若堂識。
(丙)、《現在賢劫千佛名經》卷末附載 [54] :
△「校訛」、「音釋」二欄皆缺。
△題記:杭州府鐘穎菴智聆(?)、智昕捐資奉刻《現在賢劫千佛名經》一卷。伏願四恩普報,三有均資,法界眾生仝圓種智。貝多閣契穎對,閩釋明銀書,上元邵應兆刻。順治歲次己亥仲夏徑山古[木*某]菴識。
上列「校訛」等三欄的設置,隨著刻經時代的不同,而有詳略之別。在明.萬曆年間所刻的板本,三欄較全。到崇禛年間,「校訛」欄雖偶一有之(如《摩訶止觀》),但已不如萬曆時代所刻書之常見。入清以後,則似僅存「音釋」而略去「校訛」。而且,在萬曆、崇禎刻本中的題記欄所載的迴向功德文,入清以後似已省略不載,僅載施貲者、字數、金額、年代、校對者而已。譬如康熙刻本《修懺要旨》的題記:
「嘉興楞嚴寺般若堂經貲刻此《修懺要旨》,共字四千四百九十八字,該銀二兩六錢九分九厘。康熙十五年二月,比丘巨徹寂暹對梓。」 [55]
可見時代愈早,附載欄愈詳備。時代愈晚,則愈趨簡略。
本文第五節:〈刊刻經過及人事更迭〉文中,曾引紫竹林顓愚所撰〈刻方冊藏經目錄序〉,其文云:
「自紫柏老人去後,四方刻資,歸聚亦微。因就施者之方,任力刻之。於是四方有道力者,隨討未刻名目,同式就梓。……將四十年,梓未虛日,其事猶未竟。已刻者不及歸山,未刻者懈不速完。……(利根)上疏請旨,催四方已刻之板,同歸徑山。」
此段引文中,透露出《嘉興藏》的刊刻,並未全面嚴格地由主辦單位主持刊刻工作。只要有人願意「同式就梓」──亦即用同一板式刊刻,則可由出資者在各處自行刻製。這就是文中何以有「已刻者未及歸山」語句的箇中原委。依據顓愚所撰該文的原意,這還只是《嘉興藏》的正藏部份。對於最受重視的正藏,其板式的控制尚且如此,則在原先刻藏計劃核心之外的續藏,其板式控制之不如正藏嚴格,當更可推想而知。
正藏中的外版書,可以由下列諸例加以理解。
《法華玄義釋籤》:新文豐版第二冊。
依卷末題記可知,此書原為明.天啟年間由鹿城張我城氏捐資刻印。到清.順治年間,由姑蘇管石梁氏送到武林(杭州)天溪大覺菴校正訛字七十餘字。題記文末,有「康熙丁未孟冬,轉送入徑山古梅菴大藏流行」字樣。古梅菴也是《嘉興藏》後期的刻藏貯板處,由此文可知,其中所貯存的經板,確是有來自外地所刻的。
《摩利支天陀羅尼經》:新文豐版第一冊。此書板式(行數、字數等)雖與本版書一致,但字體較粗,卷末題記的字體也比本版書大,而且附有「東塔寺釋道源、東湖信士毛晉同對。崇禎壬午孟秋,虞山華嚴閣識」字樣,可見是外版書。
《密雲禪師語錄》:新文豐版第十冊。依此書卷十二文末題記所載,此書是密雲圓悟的弟子通容「捐缽貲發梓,送入楞嚴寺藏室,久遠流通。」 [56] 可知也是外版書。
上列三書,是正藏中所收外版書中的三例。至於續藏,所收的外版書為數更多。茲舉數例如次:
《華嚴經疏鈔》:新文豐版第十二冊。
此書為長水葉祺胤所主持刊刻。始於天啟二年,刻場在三塔寺本殿右掖。該書板式之最大不同,在於文中夾有斷句之句點(小圓圈),而且將「音釋」全部彙集在全書之末,與《嘉興藏》本版書之分散在各卷卷末者不同。此外,捐資刻經者的姓名及迴向文,字體也比較大,與本版書的小字題記有明顯的不同。
《華嚴經海印道場十重行願常遍禮懺儀》:新文豐版第十五冊。此書卷末題記,指出本書是在「篤素居士毛鳳苞汲古閣中,鳩良工雕造。」並謂:「今置此版於浙江嘉興府楞嚴寺藏經閣,祈流通諸四眾。」 [57] 毛鳳苞(晉),是明末著名的藏書家與刻書家,其汲古閣尤其廣為讀書人所熟知。此書即為汲古閣刻本,後來才被送入藏的。
《萬如禪師語錄》:新文豐版第二十六冊。此書卷十文末題記載:
「先和尚全錄,存日自訂,共十卷。……共計一百捌拾葉。于順治丁酉冬日,起梓于龍池禹門寺,至戊戌孟夏工竣。遂送入嘉興府楞嚴寺藏經房,永遠印行。嗣法門人行舟較正監梓。」 [58]
此書之為外版,於此文中顯然可見。
《妙法蓮華經合論》:新文豐版第十六冊。依卷末馮夢禎跋語,知此書刻於萬曆乙酉(十三)年,其時《嘉興藏》的刊刻工作還未開始,可見此書之刊刻是早期的另一單純印經事業,與《嘉興藏》無關。此書版式與本版書不同,每頁十一行,每行二十字。每頁比本版書多出一行,字體也比較細。
《法華大意》:新文豐版第十六冊。此書為長水葉祺胤在天啟年間之重刻本。葉祺胤就是前文所述在三塔寺刊刻《華嚴經疏鈔》的佛教弘法者。本書版面與《華嚴經疏鈔》相似,文中也夾有斷句的小圓圈。此書在密藏之時,已被注意。但密藏對此書甚為厭惡。其《藏逸經書標目》中,曾斥此書云:
「《法華大意》:嘉興天寧寺法舟俗徒太虛居士所撰,悉以儒家語詮釋。其知見邪惡不可當,而法舟乃印可其刊行,當應同入拔舌泥犁。」 [59]
密藏在《藏逸經書標目》中,對當時所收集的藏外佛典曾略作短評,這些短評可以視為密藏編修藏外佛典的基本原則。沒料到他所破斥為「知見邪惡不可當」、「(作者師徒)當應同入拔舌泥犁(地獄)」的書,在他離開刻藏事業之後若干年,居然被收入藏。
重刻這部書的葉祺胤,見此書時,作者太虛已出家為僧。葉氏對該書的看法與密藏顯然異趣。該書重刻跋云:
「(此書)寓目數行,見其引太極中庸等語,懼為狂慧誤解者之嚆矢。……及再讀之,合掌敬仰,知師的的見大意。……伶俐漢子見之便可悟入,急當重較流通無疑矣。遂授之梓,以作後人眼目。」 [60]
從這書的重刻,也可看出《嘉興藏》續藏的選擇入藏佛典,並沒有依據密藏原來的標準。
甲、《嘉興藏》是我國宋清之間收書最多的一部大藏經。
在現行於世的中文大藏經之中,收書最多的是《卍正續藏》,共收三二七八部佛典。其次是《大正藏》,共收二四七○部。《嘉興藏》收書二一九一部,居第三位。這些數目,都是包含各藏的續藏所統計出來的。
《卍正續藏》與《大正藏》都是二十世紀以後的現代日本人所編修的。至於在我國古代由宋迄清之間所編修的十幾部大藏經之中,收書數量最多的就是《嘉興藏》。其次是《龍藏》,收書一六六九部,比《嘉興藏》少收五二二部 [61] 。
《嘉興藏》正藏部份收書一六五四部,與《北藏》、《龍藏》都相去不遠。因此,該藏收書量之多,完全在於有續藏的緣故。
關於此一藏經收書之多,古人已有記載。依《嘉興府志》:「楞嚴講寺藏經,巨細畢舉,千函萬帙。自佛教入中國來,未有刻成方冊若此之備者,可謂盛矣。」 [62] 因此,收書多,正是此一藏經的一項特質。
乙、《嘉興藏》是一部以五台(妙德庵)、徑山(寂照庵、古梅庵)所刻佛典為主體,而參雜各種外版佛書的百衲本大藏經。
如前文所述,《嘉興藏》的刊刻處所是早期的五台山(妙德庵)、以及南遷後的徑山(寂照庵、古梅庵)。而刻出的佛典,則由嘉興的楞嚴寺負責發行、流通。但是當時的主辦單位,也允許其他各地所刻的佛典附入大藏,亦即將各地所刻經板送到徑山或楞嚴寺貯存,並印行流通。因此,這部藏經也包含有其他各地的不同經版,這些外地經版在被貯存入楞嚴寺後,即被納入該寺大藏經中,而成為後世所謂《嘉興藏》中的一部份。拙文在前一節「外版書」文中,曾提及該藏的佛典,有毛晉的汲古閣本、費隱通容的自印本、長水葉祺胤的三塔寺本,以及龍池禹門寺本……等不同的刊本。可見,今人所見的《嘉興正續藏》,其實是一部集合各種版本於一處的百衲本大藏經。
丙、今本《嘉興藏》是明末清初嘉興楞嚴寺所流通佛典的總稱。
現存的《嘉興正續藏》是由正藏與續藏(及《又續藏》等)所組成的。由於主辦單位的財務基礎不健全,又加上人事更迭等問題,使正藏的完成時間,拖延到清代的康熙以後。在這段漫長的時間裏,在財務上如果只是一味支出而無收入,那麼要繼續刊刻下去,是甚為艱難的。因此,主辦單位在籌劃之初,即規劃楞嚴寺為出售佛書的發行所,而該寺也因此而成為刻經事業的財務源頭。在現存的《嘉興藏》正藏的刻經題記裏,可以看到為數不少的佛典,是由楞嚴寺(題記中常加上「般若堂」或「楞嚴寺經坊」字樣)出資刊刻的。一直到續藏部份,由該寺出資印行的佛書,為數更多。楞嚴寺之財力能夠愈來愈雄厚,除了接受捐資刻經之外,主因當係該寺出售佛書以賺取盈餘的結果。這種現象,說明了一項事實,那就是當時的經典是可以零賣的,請購者並不須要整套大藏經一次購齊。在大正藏的《昭和法寶總目錄》(第二冊)中,所有《藏版經直(值)畫一目錄》 [63] ,其實就是《嘉興藏》所收各書的價目表。
此外,《頻伽藏》所收的《大明重刊三藏聖教目錄》一書,是《嘉興藏》的正藏目錄。該錄卷首也附錄明.萬曆年間,吳用先所撰的一篇文章,內容是在呼籲請購者在購書時不要討價還價。該文云:
「以上經刻,日增月益,法寶種種,倍於曩時。奈何請經者仍執初價,是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也。茲令經房將續刻諸經直(值),彙成一編。請者務如其直(值),無致損額。掌出納者積有餘貲,分毫歸之經房,另作刻本。」 [64]
可見當時的經營方式,是先印行若干佛典出售。待積蓄若干盈餘之後,即以之另作刻本,再印新書。如此輾轉相乘,以期盼全藏能夠全部印出。
在這種基金不足的情況下,出資請購者所需求的經典,便可能成為刻經單位優先考慮印行的佛書。因此,雖然主辦者在最初擬以《北藏》為準,刻完全藏。但是各地刻經者的不同需求,以及外地經板在非預期情況下的陸續入藏,乃使刻經處無法按照原先排定(先印正藏)的順序出書。在《嘉興藏》的續藏裏,有一些書是早期(萬曆年間)刻印的(如戒環的《楞嚴經要解》),但是,如前文所引,正藏中反而有不少書是入清以後才刊刻的。
上述這種情形反映了一項事實,亦即倡印單位原先的刻藏計劃,並不能完全主導刻藏事業的進行。倒是其他市場需求與外版書介入等因素,反而成為導引刻藏方向的主要動力。到最後,有不少未在原初出版計劃內的佛書,陸續地介入。其中,有些是弟子紀念先師所印行的語錄,有些是各地方弘法會因應信徒需要所印行的佛典。這些佛典的刊板,在貯存入楞嚴寺經坊之後,與原來所刻的佛典刊板,混集而成楞嚴寺所發行的一套佛教叢書。這套叢書,就是後世所謂的《嘉興藏》的續編(包含《續藏》及《又續藏》等部份)。
續藏部份所收的書,事實上,並未經過嚴格的篩選。因此,其中也包含有密藏所深惡痛絕的《法華大意》一書,甚至於還有由扶乩的乩筆所撰的《金剛經註釋》。可見續藏部份的刊行,並沒有編修大藏經的虔敬、嚴肅的宗教意識,只不過是一個規模不小的佛書出版中心為各種佛典所做的刻印及發行業務而已。
從續藏的這一顯著特質,加上正藏之可以零星發售、隨印隨賣,這種流通情況使我們覺得《嘉興正續藏》,其實也可說是明末清初嘉興楞嚴寺所售佛典的總稱。因為它的刊刻,並不是在一嚴格的《大藏經》規劃下所完成的。它其實是一項在原始計劃飄搖不定的情況下,所零星累積而成的文化成果。
關於《嘉興藏》的特色,最膾炙人口的,是它的裝訂方式之「易梵筴為方冊」。亦即將早期流行的梵筴本改為今人所謂的「線裝書」形式。這項特色,筆者在前引拙作〈略論嘉興大藏經的特色及其史料價值〉文中已曾說明,茲不贅述。
《嘉興藏》正藏部份所收的佛典,大體仿自《北藏》,雖然稍有更動,而差異不大。在所收書中,《北藏》所未收而為《嘉興藏》首度入藏的佛典,僅下列五書而已:
(一)、《註四十二章經》:宋真宗註。
(二)、《大乘百法明門論解》:窺基註,普泰補註。
(三)、《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
(四)、《大慧普覺禪師年譜》
(五)、《密雲禪師語錄》
在這五部書之中,後三書為研究宋.大慧宗杲與明.密雲圓悟二位禪師的主要史料,在近世中國禪宗史的研究上,甚有價值。
與正藏相比,《嘉興藏》續藏部份的史料價值可謂至為驚人。其中所收佛典,可以說是中國佛教史料的一大寶庫,因為它收集了五百多部在它以前的各種藏經所未收的佛典。從《開寶藏》以迄《龍藏》的我國古代大藏經,像《嘉興續藏》這樣收有五百多部首度入藏佛典的情形,是絕無僅有的。
續藏首度入藏的佛典共有五一六部。扣除目前已告佚失的九部「缺本」,仍有五○七部之多。這五○七部加上正藏的五部,則《嘉興藏》的首度入藏佛典共有五一二部。
在這五一二部書之中,後代藏經曾收錄入藏的佛典數量如次:清代的《龍藏》收有三十六部;近代日本的《大正藏》收有十九部;《卍續藏》則收入二○九部。而完全未被收入其他大藏經中的佛書,仍有二八八部之多。
上列這些首度入藏佛典與獨家所收佛典的龐大數目使《嘉興藏》的史料價值清晰地凸顯出來。除了二百餘部被其他藏經繼續收輯入藏的佛典,具有文化薪傳的意義之外,其餘的二八八部獨家佛典,則使《嘉興藏》成為佛教研究者心目中具有極大開拓價值的學術園地。茲依其中較顯著的特質,略述如次:
甲、所含明清禪宗史料最多,後人可據以改寫明清禪宗史。
在二八八部獨家史料中,有二四○部是屬於明清二代的禪宗典籍。其中,明代有五十一部,清代有一八九部。在書籍的性質上,則以語錄為最多。語錄的主角大多為明代萬曆以後,迄清代雍正以前的禪師。因此,這些書可以說是明末清初的主要禪宗史料,這二百多部禪宗典籍,絕大多數是尚未被中外學術界注意的。其中,曾被學術界引用過的,為數恐怕不到十分之一。因此,如果能充分地、妥善地應用這些史料,那麼,一部前所未有的《明清禪宗史》,必將可一新世人耳目地呈現在世人眼前。
近代名史學家陳援庵,只不過應用其中的一小部份資料,即寫出令人讚嘆的《明季滇黔佛教考》與《清初僧諍記》二書。因此,如能再擴大、並深入地加以探索與應用,則謂為可能改寫一部嶄新的《明清佛教史》,絕非誇誕之詞。
關於這些禪籍的內容,可以從下列二例,窺見史料價值之一斑。
△《黃檗無念禪師復問》:新文豐版第二十冊。
本書作者無念,是明代的著名禪師,深得當時緇素名流所推戴。憨山德清曾經這麼批評他:
「比來宗門寥落,野干亂鳴,殆不堪聽。所幸(無念)老師踞窟獅子,雖全身未露而爪牙無敢攖者」(〈本住法頌壽念師八十〉)
袁宏道也說:
「余見天下衲子多矣,……然求苦參密究,具宗門知見者,如吾友無念禪師實近日海內之優曇也。」(〈法眼寺記〉)
此外,李卓吾也說:
「有僧無念,學道精勤,眾人不知,目為庸僧。我與念僧,相伴九載,知其非庸。」(〈無念上人誕辰〉)
憨山、袁宏道、李卓吾三人都是明代具有相當代表性的歷史人物。這三人對他評價如此,可見其人決非泛泛之輩。然而,像這樣的佛教人物,現代專研明清佛教史的學者大多未能給予適度的注意。
本書共有五卷。前三卷是無念回答世人詢問禪學與生死問題的回信。所以,書名稱為「復問」。卷四是他所撰的「醒昏錄」,內含法語、酬問、牧牛圖頌等。卷五為無念的傳記資料。
這樣的人物,這樣的禪學史料,在佛教史研究上之不容忽略,是可想而知的。
△《布水台集》:新文豐版第二十六冊。
本書是明末清初名僧木陳道忞所撰的詩文集,內含詩、序文、碑銘、塔銘、傳記、奏疏、尺牘等多篇。道忞為明末名僧密雲圓悟的弟子,也是清初順治帝所至為優遇的僧人。其人在清初佛教界聲勢顯赫,且交遊甚廣,因此該書所涉及的史料學範圍也相當大。在明末清初佛教史的研究領域中,是不容忽視的。茲舉數例如次,以見其中資料之頗有足資考史者:
其一,卷首有錢謙益序,卷二十二又有與錢氏來往之書信數通。錢謙益是明末清初的重要文人,其人在當時的佛教界甚為活躍。因此,研究明清文學史或佛教史的學者,對他的歷史地位是不能忽略的。此處所收諸文,是與錢氏有關的史料。
其二,卷五有道忞撰〈世祖章皇帝哀詞〉、〈世祖章皇帝御書佛字頌〉等詩作多首。這些資料與道忞的另一著作《北遊集》都是研究清初佛教與政治關係的重要素材。
其三,卷十三至十六,有道忞所撰名僧塔銘、行狀等多篇,是研究明末清初佛教的重要文獻。其中〈明天童密雲悟和尚行狀〉一文,更是探討明末名僧密雲圓悟的第一手史料。
其四,道忞在該集中所撰文章多篇,也頗值研史者取資。如卷二十四〈法派說〉一短文,敘述近世中國佛教史上的法派傳承原委,甚為罕見,彌足珍貴。
此上略述的是道忞《布水台集》等二書的史料價值。舉一概餘,稍諳史料之重要性者,當可推知這二百餘部禪籍在學術史上所具有的研究價值。
乙、為宋代以後的近世佛教史研究,提供甚多珍貴資料。
除了二四○部明清禪籍以外,其餘的四十餘部佛典,包含有下列幾類:
△一般佛教著述:如《道餘錄》、《憨山老人夢遊全集》、《靈峰宗論》、《天樂鳴空集》、《周易禪解》、《護法錄》等書。
△儀軌:《金光明懺法補助儀》、《怡山禮佛發願文》、《大懺悔文略解》、《瑜伽集要焰口施食儀》等書。
△佛書註釋:《相宗八要解》、《金剛經疏論纂要刊定記會編》、《心經說》等書。
△其他類:《北京五大部直音會韻》、《寒山詩》、《密藏開禪師遺稿》、《憨山老人年譜自敘實錄》、《牧牛圖頌》、《天然居士懷淨土詩》等書。
這些書都是近世中國佛教史研究者必須注意的著述。數目有四十餘部,可以提供的研究素材與考史憑據,是顯然可見的。
丙、各書的附屬文獻,也可能為治史者提供重要的研究線索。
此處所謂的「附屬文獻」,是指附屬在該書,但並非由作者所撰的某些零星文字,包括外人為該書所寫的序、跋、塔銘、行狀、年譜、刊刻題記、像讚、緣起、題詞、題詩……等附屬資料。在二八八部獨家所收資料中,據筆者粗略的估算,附屬文獻當不下於一千篇。這些文字的作者,有在家,有出家。歷代名流也不在少數,像憨山、智旭、紫柏、袾宏、道忞、澹歸(今是)、宋濂、姚廣孝(道衍)、徐渭、袁宗道、瞿汝稷、李卓吾、馮夢禎、曾鳳儀、陳維崧、錢謙益、毛晉、吳偉業……等人都曾出現過。而錢謙益所撰的序跋類文字尤為常見。
除了《嘉興藏》的獨家所收書之外,在與其他藏經共同入藏的佛典裡,《嘉興藏》所收版本,也常附有其他藏經所無的文獻。譬如宋代提倡看話禪的名僧大慧宗杲,《大正藏》中收有其主要著述《大慧普覺禪師語錄》、與《宗門武庫》二書,但《嘉興藏》所收的這二部書則附有《大慧禪師年譜》,這是《大正藏》本所沒有的。此外,像唐代李通玄的《新華嚴經論》一書,《嘉興藏》本也附有二篇序文,及一篇李通玄事蹟,這三篇資料,《大正藏》也都付諸缺如。這也是《嘉興藏》在史料上令人不可忽視的一環。
一九九○年八月,筆者曾在台灣的《普門》雜誌上發表過一篇關於《嘉興藏》的介紹文字,題為〈略論嘉興大藏經的特色及其史料價值〉。當時的用意,是在揭櫫此一藏經的學術價值,並期能使更多學界人士加以注意。但當時在文中,對該藏的其他問題,並未作比較深入的探討。因此,本文可以說是筆者賡續前一篇文字的補續之作。
在這次的撰寫過程中,除了發現一些以前學術界所未注意的問題之外,也對前此學術界的若干看法提出一些筆者個人的意見。
在《嘉興藏》編修過程中,參與諸公所顯現的人文情操,令人感動;而刊行過程的坎坷,也令人為之嘆息。但是,更讓人惋惜不已的是,留存在其中的幾百部佛典,並沒有受到後代學術界適度的注意。
如果以歷代編修大藏經的嚴格尺度來衡量,《嘉興續藏》的大量收書情形,是過度浮濫的。但是,如果以史料學的角度來觀察,這種「浮濫收書」的結果,卻可以為後人保存了許多可能佚失的珍貴歷史典籍。筆者對於《嘉興藏》中所保存之獨家佛典的重現於今世,曾喻之為中國近世佛教史研究領域上的「敦煌發現」。這樣的比喻,迄今為止,仍然覺得並未過譽。
對於這些可以媲美敦煌遺書的佛典群,在現代中外學術界裡,除了陳援庵之外,很少有人曾深入地應用過。這在學術圈裡,實在是一種「暴殄天物」的浪費。筆者不敏,希望能繼陳援庵先生之後,在這園地續作耕耘,也期盼學界同道能有更多人響應。
※ 本文為筆者於一九九二年在台北.中華佛學研究所之年度研究報告。
[01] | 一九九○年八月號《普門》月刊載有拙作〈略論嘉興大藏經的特色及其史料價值〉一文(後收入《佛教的思想與文化》書中),其中有關《嘉興藏》的統計數字有誤。請以此次所重新統計者為準。 |
[02] | 《昭和法寶總目錄》第二冊,四三七頁上。 |
[03] | 同註 [02] ,四三九頁。 |
[04] | 蔡念生(運辰)《二十五種藏經目錄對照考釋》五○九頁。一九八三年,台北.新文豐版。 |
[05] | 《紫柏尊者別集》附錄。新文豐版《嘉興大藏經》第二十三冊,七十八頁中。 |
[06] | 《密藏開禪師遺稿》卷首。收在《大藏經補編》第十四冊,三四九頁。一九八六年,台北.華宇版。 |
[07] | 《紫柏老人集》卷七〈刻藏緣起〉。新文豐版《嘉興大藏經》第二十二冊,二五四頁上。 |
[08] | 同註 [06] ,三五二頁。 |
[09] | 同註 [07] ,二五三頁。 |
[10] | 同註 [06] ,三五八頁。 |
[11] | 同註 [06] ,三五七頁。 |
[12] | 同註 [06] ,三五四頁。 |
[13] | 同註 [07] 。 |
[14] | 這些人物的史料來源,有下列三處。其一,見註 [06] 所引的《密藏開禪師遺稿》卷首。其二,見《刻藏緣起》一書,此書有日本和刻本。此處所據,引自日本龍池清〈明代刻藏考〉一文。《東方學報》東京第八期。其中《徑山志》卷五,收在《中國佛寺志》第一輯第三十一冊。一九八○年,台北.明文版。 |
[15] | 見密藏〈刻大藏願文〉。收在註 [06] 所引:《密藏開禪師遺稿》卷上。 |
[16] | 此下所摘錄的各篇〈刻藏發願文〉,都取自註 [06] 所引的《密藏開禪師遺稿》卷首。 |
[17] | 紫柏〈刻藏緣起〉,收在《紫柏老人集》卷七。新文豐版《嘉興大藏經》第二十二冊。 |
[18] | 宋奎光《徑山志》卷五,收在《中國佛寺志》第三十一冊。一九八○年,台北.明文版。四二五~四八九頁。 |
[19] | 同註 [18] ,四七五頁。 |
[20] | 同註 [18] ,四二八~四二九頁。 |
[21] | 同註 [18] ,四四三頁。 |
[22] | 同註 [06] ,三四九頁。 |
[23] | 收在《紫柏尊者別集》附錄卷四 。 新文豐版《嘉興大藏經》第二十三冊,七十八頁下。 |
[24] | 《紫柏老人集》卷首 。 新文豐版《嘉興大藏經》第二十二冊,一六二頁。其中所刊,自文末「員公出長浙藩」以下諸語,各版之〈達觀大師塔銘〉稍有異同。此處據《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第三卷第二冊,二○一~二○二頁所錄之校訂本為準。該書為一九八七年大陸.中華書局版。 |
[25] | 同註 [18] ,第四○八頁。 |
[26] | 同註 [06] 所引《密藏開禪師遺稿》卷首。 |
[27] | 同註 [06] 所引《密藏開禪師遺稿》,三四八頁。 |
[28] | 同註 [06] 所引書,三四九頁。 |
[29] | 同註 [05] 。 |
[30] | 同註 [06] 所引三九○頁:《密藏開禪師遺稿》卷下、密藏〈上本師和尚〉。 |
[31] | 《紫柏老人集》卷首。收在《嘉興藏》(新文豐版)第二十二冊,一六八頁下。 |
[32] | 同註 [30] 。 |
[33] | 同註 [06] 所引,四三二頁。 |
[34] | 同註 [06] 所引,四二○頁。 |
[35] |
見繆希雍〈念雲勤上人接管寂照刻場緣起實紀〉,同註 [06] 所引,三五九頁。 |
[36] | 同註 [34] 。 |
[37] | 《嘉興藏》在此時仍未完成,此可自解印所撰〈後跋〉中之「(按指契穎)擔願了完全藏」之語證知。同註 [06] 所引,四二○頁。 |
[38] |
《大藏經補編》第二十三冊,七六六頁。一九八六年,台北.華宇版。 |
[39] | 《摩訶止觀》與《金剛經如是解》二書卷末之白法(性琮)題記,前者收在《嘉興藏》第二冊,六二七頁,後者在第十九冊,七十七頁。台北.新文豐影印本。 |
[40] |
《大正藏》所收《昭和法寶總目錄》第二卷,三○○頁。 |
[41] |
拙編《禪宗全書》第五十五冊,四三八~四三九頁。一九八九年,台北.文殊版。 |
[42] |
陳援庵《明季滇黔佛教考》九十五、九十六頁。一九八三年,台北.彌勒影印版。 |
[43] |
此處轉引自〈明代刻藏考〉文中所引。《東方學報》東京第八期。 |
[44] |
新文豐版《嘉興大藏經》第五冊,六五○頁。 |
[45] | 長谷部幽蹊〈明代以降における藏經の開雕〉第二章第二節。筆者所用之此文,係數年前請日本友人影印而來。該文究係影印自何種日文刊物,待查。(該文文末,附有「昭和58年9月5日受理」字樣。) |
[46] |
同註 [41] ,八十八頁。 |
[47] |
新文豐版《嘉興大藏經》第十五冊,五五三頁。 |
[48] |
范承勛:《雞足山志》卷四 。 此處所引,轉錄自《雲南地方志佛教資料瑣編》二○一頁。一九八六年雲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
[49] |
同註 [06] 所引書,三六○~三六一頁。 |
[50] |
《徑山志》四三二頁。收在《中國佛寺志》第三十一冊。一九八○年,台北.明文版。 |
[51] |
同註 [50] ,四八四頁。 |
[52] |
新文豐版《嘉興大藏經》第一冊,四三七頁。 |
[53] |
同前註,第二冊,八七一頁。 |
[54] |
同前註,第一冊,二二二頁。 |
[55] |
同前註,第四冊,一○一頁。 |
[56] |
同前註,第十冊,七十五頁。 |
[57] |
同註 [47] 。 |
[58] |
新文豐版《嘉興大藏經》第二十六冊,四七八頁。 |
[59] |
同註 [06] ,四四一頁。 |
[60] |
新文豐版《嘉興大藏經》第十六冊,四四三頁。 |
[61] | 此處所列舉各種大藏經的收書數量,皆據蔡運辰《二十五種藏經目錄對照考釋》六二二頁附表〈二十五藏經部數比較圖〉,一九八三年,台北.新文豐版。 |
[62] |
轉引自《古今圖書集成》卷一○六、神異典、佛經部雜錄卷末。 |
[63] |
大正藏《昭和法寶總目錄》第二冊,三○○頁。 |
[64] | 《頻伽藏》在台灣曾影印發行,即《佛教大藏經》第一輯之主體部份。此處所引,見《佛教大藏經》第一輯八十一冊,六二九頁。一九七八年,台北.佛教版。 |